体育现代与传统手拉手
编者按：目前，在国际通行的大型运动会竞赛项目中，极少能见到中国的传统体育内容，以西方体育为主的奥林匹克体育正以较大的优势在全世界开展。
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体育属于有巨大差异的两大体育体系。19世纪中期以后，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背景下产生的奥林匹克体育，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下传入了中国，与中国传统体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后，逐渐在中国的大城市和学校体育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体育中有西方体育所不可比拟和替代的精华。因此，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体育与以西方体育为主的奥林匹克体育之间的差异，可以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其中的优秀文化内涵，并利用中国传统体育的精华，对奥林匹克体育施加积极影响，使其真正成为跨国度、跨民族、跨文化的世界性文化体系而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更深入的探索。
修身养性与竞技对抗
, 百拇医药
中国传统体育是在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其民族性格既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也有求稳怕乱，不提倡竞争、冒险和开拓的一面。与西方思维方式相比，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较明显的整体性、收敛性、伦理性特征。其显形文化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体育内容的选择，而其隐形文化(沉淀在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倾向等)则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和强大的内在制约作用，这全面地制约着中国传统体育的目的、地位、作用、内容以及方式方法。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传统体育带有明显的农业社会烙印，因此在体育中竞技运动并不居于主要地位，而以个人的修身养性为主，这使得保健术在整个体育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典型项目是导引、气功、武术、太极拳等，这些项目在强化与优化人体的生命功能方面有独特的价值，是农业民族中发展程度最高的体育文化。
奥林匹克运动则产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与中国有极大差异的社会环境中。19世纪，工业社会达到昌盛时期，这不仅引起了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也促使社会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同时，大工业生产引起的公害和弊端相继出现，人们需要寻求能够对快节奏高紧张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起调节作用的新的体育形式，而且，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促使人们努力寻求理想的体育活动方式。于是，既能够体现竞争精神，又赋娱乐和调节生活功能的竞技运动迅速发展，使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成为必然。
, 百拇医药
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诞生的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是人对自身有了科学认识后的产物，它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发达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其多元、多层的体育文化结构和以竞争性的运动项目为主导的体育形式，适应了社会发展和个人身心发展的需要，具有明显的世界性、竞争性、科学性和商品性等特色。
中国传统体育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文化也有过相当的消化和吸收能力，并对亚洲的邻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和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决定了中外古代体育文化交流只能是一股涓涓细流。传统的武术、养生、球类、棋类、舞蹈及各种民间游戏，其独特的个性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痕迹并不明显。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封建朝廷的闭关锁国政策，传统体育也由小范围的开放走向全面封闭。
而奥林匹克体育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逐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而世界市场的形成，又促使体育的国际联系日渐加强。它逐渐超越了政治、宗教、肤色、种族和语言的限制，使近代西方体育由地域性文化变成了一种世界性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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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共育与更快更强
用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作指导是中国传统体育的根本特征，是中国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柱。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人的始基物质是“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而这一条件又取决于人体自身组织中“阴”、“阳”结构的运动状态，阴阳和(相对平衡)则寿，阴阳离(相对不平衡)则夭。因此，能否保持一个阴阳和谐的内部生态环境，就成为衡量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
按照这一原则，人既需要保持一定量的运动，又必须防止过度剧烈的运动，即要通过“小劳”保持相对稳定的阴阳运动，而减少“元气”的亏损，从而达到长寿的目的。在生产力低下、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我国古人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它曾指导着我国古代体育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奥林匹克体育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西方以分解、分析手段为主体的实验科学的出现，使体育发展有了良好的科学基础。19世纪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又使西方对体育的认识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后，在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等领域相继出现了重大突破，也使体育的科学研究空前活跃并出现了众多成果。这不但使人们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对人体机能的变化和运动能力的强弱有了更精确、更深刻的认识，也为近代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 百拇医药
正是由于这种种差异，中西方体育在思维框架上有了根本的不同，因而在理论基础上也开始出现了质的差异，进而给奥林匹克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之间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中国传统体育表现出典型的整体观特征，始终将人的整体性作为健身练习的出发点和归宿。由于对自然和自我的认识均来自于内省、内观、内悟过程，因而导致中国传统体育的理论与实践均建立于混沌型整体认识的思维模式之上。这反映在两个方面：即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生命的两个主要标志，即神(精神)与形(躯体)视作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种整体的自然观与生命观在保健性、康复性体育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活动中，随处可见整体生命观的影响。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统一，从而建立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整体优化生命的养生体育体系，取得了良好的健身效果。
与中国文化结构以整体综合见长所不同的是，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随着客体化、离析化和逻辑化思维模式的建立，西方对体育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为了进一步探讨体育对人体各部分的作用情况，在西方发达的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解剖学、人体组织结构学的基础上，人们企图以“分析”、“实验”的认知方式去揭示体育的奥秘，沿着“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途径不断深入观察和分析，并以此衡量体育的功能和规范其手段、内容和方法，使体育活动向着严格的“针对性”、“专门性”的方向发展。这种体育重视人体的外部运动，但不注重人体内部运动与外部运动的协调统一和生命功能的整体优化。其健身采取分而治之的原则，是将健身练习与人体解剖结构相对应，分为上下肢、躯干、腹背；或按身体素质分为耐力、速度、力量、灵敏、协调；或按能量供应特点分为有氧、无氧。这种体育观对完整的人体各局部分别采用针对性的练习，将这些局部的练习效果综合起来达到整体健身的目的。采用的是先分后合的结构，突出的是个体向整体的合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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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培养更注重的是内在气质、品格和精神修养，把人的身体则视作是寓精神之舍，因此，中国传统体育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以外达内，由表及里，由有形的身体活动促进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在体育活动的方式手段上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特点，高度重视心理状态的训练，一切肢体活动与心紧密结合，并服务于调心炼意。在诸多的以养生为主的传统体育活动中，强调的是“澄心如镜”、“守志如一”、“形随神游”，而极少有单纯锻炼人体外形的活动。
奥林匹克体育则强调人的物质形态本身，主张通过运动系统的一系列积极活动，使肌肉发达、骨骼强壮，进而促进内脏器官的健康。因此，西方体育强调的是身体的外部运动，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更强，充满了对健美人体的崇拜和对力的赞美。但正因为如此，奥林匹克体育也存在着注重竞技能力培养、追求肌肉强化，而忽视人体精神与外形和谐的倾向，这与中国传统体育所提倡的“身心和谐”发展的目标存在较大的差距。
君子之争与金牌搏击
, 百拇医药
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中国传统体育也深受其影响，重人伦、重道德是中国传统体育的一大特色。传统体育将体育视作一种培养人遵从礼仪、修持情操的手段和体现“仁”、“礼”的方式。因此，中国传统体育中竞赛的首要任务不是争取胜利，而是要在竞赛中遵从礼的规范，实现道德的升华。中国最古老的竞技运动如射箭、角力等项目就被纳入了“礼”的范畴。成书于13世纪的《蹴鞠图谱》还以专章论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如何在蹴鞠中体现。儒家仁爱思想中所包含的宽厚、容忍、人道、谦虚、忠诚等内涵在武术道德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养生术更是直接与修身养性紧密结合。中国传统体育的规则也不是针对该项活动本身而定的公平竞争原则，而更多是从道德修养角度，对参加者提出的道德要求，其重点不是鼓励取胜，而是比较谁更符合伦理规范，主张竞技中的胜负无足轻重，提倡“君子之争”。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华夏民族体育的竞争意识日趋淡化，中国古代球类等竞技型项目发展至宋以后，竞技性日渐减弱乃至消失，而逐渐转化成一种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体育活动。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竞争成了近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提高、在竞争中求完善成了人们的普遍心理。竞争机制也必然进入体育领域，并成为西方体育文化的灵魂与核心，竞争性强的运动项目成为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在体育竞技中，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别，只有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人们利用公平合理的竞争，表现自己的体能及体验征服对手(人、自然和社会)所带来的良好的心理感受。西方近代体育的竞赛规则是保证公平竞争的法律性文件，它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构成的，从而保证了人们以一种契约的形式相联系。
, 百拇医药
中国传统体育追求的是一种个体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境界。在这个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中国许多传统体育项目，如气功、导引、武术、乐舞等，无不以形神统一、身心和谐为共同的技术要领和力求达到的完善境界。在追求人际和谐的同时，中国形成了“君子之争，以和为贵”的伦理型竞技，追求人体与自然的统一，反对人对自然的独立、挑战与对抗。这就产生了相对封闭于其他体育体系的独特的中国传统体育，是东方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而重独立、对立和分离的西方价值观却认为人与天处于对立和斗争的状态，主张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重视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抗争。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西方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表现在体育运动中则是强调勇敢、顽强、拼搏和向上的精神。奥林匹克体育项目，如田径、游泳、球类游戏等无不体现出人与自身能力、与对手和与大自然的抗争，展示了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拓进取和创造未来的搏击精神。
中华民族体育以悠久的历史文化形成了内容丰富、层次较高的体育活动形式，为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奥林匹克体育则进入了兴旺发达的新阶段，它从生产、军事和宗教等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社会文化现象，并有完备的物质设施作保证。在工业文明的背景和近代自然科学的支撑下，现代体育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
, http://www.100md.com
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以内容丰富、层次较高的传统体育活动形式，为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却深深地烙有农业社会的印记，只有使其逐渐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才能走向世界，并对奥林匹克体育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体育是各自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它们的关系绝非互相否定或仅是单方面的输送或引进，而应各取所长，互为裨补。
奥林匹克体育以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渗透到中国体育之中，给中国体育增添了活力，并促使其走上现代化道路。而中国传统体育偏重于人体康寿、保健、疗治的养生体育体系，有完整的结构功能和理论基础，并具有普遍的适应性。这对于奥林匹克体育中出现的注重高水平竞技运动能力的培养，追求肌肉强化，忽视人体精神与外形的和谐，忽视人体与自然和谐的状况，无疑是一种完善和补充。特别是具有儒家色彩的传统体育伦理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公正、诚实、仁爱、友善等观念，对当今世界体育竞赛中出现的兴奋剂浊流和球场暴力的阴影无疑具有净化作用。这使得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体育的互补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当世界由仅关注西方向既注意西方又观察东方转变时，中外在文化交流中处于输出端的状态正在发生变化。东方文化必将造福于人类的未来，中国传统体育也必然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并为世界当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 百拇医药(孙葆丽)
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体育属于有巨大差异的两大体育体系。19世纪中期以后，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背景下产生的奥林匹克体育，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下传入了中国，与中国传统体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后，逐渐在中国的大城市和学校体育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体育中有西方体育所不可比拟和替代的精华。因此，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体育与以西方体育为主的奥林匹克体育之间的差异，可以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其中的优秀文化内涵，并利用中国传统体育的精华，对奥林匹克体育施加积极影响，使其真正成为跨国度、跨民族、跨文化的世界性文化体系而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更深入的探索。
修身养性与竞技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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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体育是在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其民族性格既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也有求稳怕乱，不提倡竞争、冒险和开拓的一面。与西方思维方式相比，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较明显的整体性、收敛性、伦理性特征。其显形文化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体育内容的选择，而其隐形文化(沉淀在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倾向等)则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和强大的内在制约作用，这全面地制约着中国传统体育的目的、地位、作用、内容以及方式方法。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传统体育带有明显的农业社会烙印，因此在体育中竞技运动并不居于主要地位，而以个人的修身养性为主，这使得保健术在整个体育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典型项目是导引、气功、武术、太极拳等，这些项目在强化与优化人体的生命功能方面有独特的价值，是农业民族中发展程度最高的体育文化。
奥林匹克运动则产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与中国有极大差异的社会环境中。19世纪，工业社会达到昌盛时期，这不仅引起了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也促使社会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同时，大工业生产引起的公害和弊端相继出现，人们需要寻求能够对快节奏高紧张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起调节作用的新的体育形式，而且，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促使人们努力寻求理想的体育活动方式。于是，既能够体现竞争精神，又赋娱乐和调节生活功能的竞技运动迅速发展，使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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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诞生的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是人对自身有了科学认识后的产物，它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发达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其多元、多层的体育文化结构和以竞争性的运动项目为主导的体育形式，适应了社会发展和个人身心发展的需要，具有明显的世界性、竞争性、科学性和商品性等特色。
中国传统体育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文化也有过相当的消化和吸收能力，并对亚洲的邻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和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决定了中外古代体育文化交流只能是一股涓涓细流。传统的武术、养生、球类、棋类、舞蹈及各种民间游戏，其独特的个性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痕迹并不明显。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封建朝廷的闭关锁国政策，传统体育也由小范围的开放走向全面封闭。
而奥林匹克体育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逐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而世界市场的形成，又促使体育的国际联系日渐加强。它逐渐超越了政治、宗教、肤色、种族和语言的限制，使近代西方体育由地域性文化变成了一种世界性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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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共育与更快更强
用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作指导是中国传统体育的根本特征，是中国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柱。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人的始基物质是“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而这一条件又取决于人体自身组织中“阴”、“阳”结构的运动状态，阴阳和(相对平衡)则寿，阴阳离(相对不平衡)则夭。因此，能否保持一个阴阳和谐的内部生态环境，就成为衡量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
按照这一原则，人既需要保持一定量的运动，又必须防止过度剧烈的运动，即要通过“小劳”保持相对稳定的阴阳运动，而减少“元气”的亏损，从而达到长寿的目的。在生产力低下、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我国古人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它曾指导着我国古代体育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奥林匹克体育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西方以分解、分析手段为主体的实验科学的出现，使体育发展有了良好的科学基础。19世纪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又使西方对体育的认识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后，在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等领域相继出现了重大突破，也使体育的科学研究空前活跃并出现了众多成果。这不但使人们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对人体机能的变化和运动能力的强弱有了更精确、更深刻的认识，也为近代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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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种种差异，中西方体育在思维框架上有了根本的不同，因而在理论基础上也开始出现了质的差异，进而给奥林匹克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之间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中国传统体育表现出典型的整体观特征，始终将人的整体性作为健身练习的出发点和归宿。由于对自然和自我的认识均来自于内省、内观、内悟过程，因而导致中国传统体育的理论与实践均建立于混沌型整体认识的思维模式之上。这反映在两个方面：即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生命的两个主要标志，即神(精神)与形(躯体)视作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种整体的自然观与生命观在保健性、康复性体育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活动中，随处可见整体生命观的影响。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统一，从而建立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整体优化生命的养生体育体系，取得了良好的健身效果。
与中国文化结构以整体综合见长所不同的是，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随着客体化、离析化和逻辑化思维模式的建立，西方对体育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为了进一步探讨体育对人体各部分的作用情况，在西方发达的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解剖学、人体组织结构学的基础上，人们企图以“分析”、“实验”的认知方式去揭示体育的奥秘，沿着“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途径不断深入观察和分析，并以此衡量体育的功能和规范其手段、内容和方法，使体育活动向着严格的“针对性”、“专门性”的方向发展。这种体育重视人体的外部运动，但不注重人体内部运动与外部运动的协调统一和生命功能的整体优化。其健身采取分而治之的原则，是将健身练习与人体解剖结构相对应，分为上下肢、躯干、腹背；或按身体素质分为耐力、速度、力量、灵敏、协调；或按能量供应特点分为有氧、无氧。这种体育观对完整的人体各局部分别采用针对性的练习，将这些局部的练习效果综合起来达到整体健身的目的。采用的是先分后合的结构，突出的是个体向整体的合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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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培养更注重的是内在气质、品格和精神修养，把人的身体则视作是寓精神之舍，因此，中国传统体育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以外达内，由表及里，由有形的身体活动促进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在体育活动的方式手段上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特点，高度重视心理状态的训练，一切肢体活动与心紧密结合，并服务于调心炼意。在诸多的以养生为主的传统体育活动中，强调的是“澄心如镜”、“守志如一”、“形随神游”，而极少有单纯锻炼人体外形的活动。
奥林匹克体育则强调人的物质形态本身，主张通过运动系统的一系列积极活动，使肌肉发达、骨骼强壮，进而促进内脏器官的健康。因此，西方体育强调的是身体的外部运动，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更强，充满了对健美人体的崇拜和对力的赞美。但正因为如此，奥林匹克体育也存在着注重竞技能力培养、追求肌肉强化，而忽视人体精神与外形和谐的倾向，这与中国传统体育所提倡的“身心和谐”发展的目标存在较大的差距。
君子之争与金牌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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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中国传统体育也深受其影响，重人伦、重道德是中国传统体育的一大特色。传统体育将体育视作一种培养人遵从礼仪、修持情操的手段和体现“仁”、“礼”的方式。因此，中国传统体育中竞赛的首要任务不是争取胜利，而是要在竞赛中遵从礼的规范，实现道德的升华。中国最古老的竞技运动如射箭、角力等项目就被纳入了“礼”的范畴。成书于13世纪的《蹴鞠图谱》还以专章论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如何在蹴鞠中体现。儒家仁爱思想中所包含的宽厚、容忍、人道、谦虚、忠诚等内涵在武术道德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养生术更是直接与修身养性紧密结合。中国传统体育的规则也不是针对该项活动本身而定的公平竞争原则，而更多是从道德修养角度，对参加者提出的道德要求，其重点不是鼓励取胜，而是比较谁更符合伦理规范，主张竞技中的胜负无足轻重，提倡“君子之争”。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华夏民族体育的竞争意识日趋淡化，中国古代球类等竞技型项目发展至宋以后，竞技性日渐减弱乃至消失，而逐渐转化成一种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体育活动。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竞争成了近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提高、在竞争中求完善成了人们的普遍心理。竞争机制也必然进入体育领域，并成为西方体育文化的灵魂与核心，竞争性强的运动项目成为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在体育竞技中，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别，只有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人们利用公平合理的竞争，表现自己的体能及体验征服对手(人、自然和社会)所带来的良好的心理感受。西方近代体育的竞赛规则是保证公平竞争的法律性文件，它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构成的，从而保证了人们以一种契约的形式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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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体育追求的是一种个体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境界。在这个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中国许多传统体育项目，如气功、导引、武术、乐舞等，无不以形神统一、身心和谐为共同的技术要领和力求达到的完善境界。在追求人际和谐的同时，中国形成了“君子之争，以和为贵”的伦理型竞技，追求人体与自然的统一，反对人对自然的独立、挑战与对抗。这就产生了相对封闭于其他体育体系的独特的中国传统体育，是东方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而重独立、对立和分离的西方价值观却认为人与天处于对立和斗争的状态，主张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重视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抗争。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西方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表现在体育运动中则是强调勇敢、顽强、拼搏和向上的精神。奥林匹克体育项目，如田径、游泳、球类游戏等无不体现出人与自身能力、与对手和与大自然的抗争，展示了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拓进取和创造未来的搏击精神。
中华民族体育以悠久的历史文化形成了内容丰富、层次较高的体育活动形式，为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奥林匹克体育则进入了兴旺发达的新阶段，它从生产、军事和宗教等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社会文化现象，并有完备的物质设施作保证。在工业文明的背景和近代自然科学的支撑下，现代体育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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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以内容丰富、层次较高的传统体育活动形式，为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却深深地烙有农业社会的印记，只有使其逐渐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才能走向世界，并对奥林匹克体育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体育是各自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它们的关系绝非互相否定或仅是单方面的输送或引进，而应各取所长，互为裨补。
奥林匹克体育以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渗透到中国体育之中，给中国体育增添了活力，并促使其走上现代化道路。而中国传统体育偏重于人体康寿、保健、疗治的养生体育体系，有完整的结构功能和理论基础，并具有普遍的适应性。这对于奥林匹克体育中出现的注重高水平竞技运动能力的培养，追求肌肉强化，忽视人体精神与外形的和谐，忽视人体与自然和谐的状况，无疑是一种完善和补充。特别是具有儒家色彩的传统体育伦理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公正、诚实、仁爱、友善等观念，对当今世界体育竞赛中出现的兴奋剂浊流和球场暴力的阴影无疑具有净化作用。这使得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体育的互补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当世界由仅关注西方向既注意西方又观察东方转变时，中外在文化交流中处于输出端的状态正在发生变化。东方文化必将造福于人类的未来，中国传统体育也必然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并为世界当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 百拇医药(孙葆丽)